余一鸣，中国作协会员，省市作协理事，著有长篇及中短篇小说选九本，曾获人民文学奖、紫金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，现任教于南京外校。

　　文 余一鸣

　　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乡下教书，上海的堂兄要来做客。那时交通不像现在方便，出一趟远门不容易。堂兄是来自大上海的亲戚，稀客。我父母少不了要买鱼买肉，现在饭桌上有鱼有肉不稀罕，但那时要逢年过节才多见。当然，那时的鱼是鱼，肉就是肉。用过餐，堂兄说最好来杯咖啡。咖啡？当时实在是出了个难题，乡下很多人见都没见过，我也只是在书上读到过这个名词。书上说，巴尔扎克写作时是要喝咖啡的，那时我不知道巴尔扎克其实活着时也是一个穷鬼，是一个被债主追债慌不择路逃进文学的人。二十多年前文学还罩着神圣高贵的光环，我那时的心目中，巴尔扎克神圣，咖啡于是跟着高贵。

　　县城距我任教的学校有十几里土路，我骑自行车到百货公司一打听，有，有咖啡还有咖啡的伴侣，捆绑着一起卖，买老公必须连老婆也捎上。我咬咬牙掏出半个月的工资买下一盒。堂兄走后，我迫不及待地照他的样子炮制了一杯，又苦又腻，喝下去简直是受罪。我明白了，高贵的背后是苦涩，从此对大上海的资产阶级装逼方式不以为然。

　　后来我进了城，同事中有老外，还有出国后被西方生活方式“速溶”了的伪老外，他们都喜欢喝咖啡，办公室里经常异香扑鼻，我坚守我的清茶，嗤之不以鼻，怕一不小心汲了那香味。六七年前带学生游学欧洲，当时列强的宾馆不备开水，我身背一把电热水壶，行李箱中装一大包茶叶，将祖国绿茶的清香一路发扬光大。但没想到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去年在多伦多小住，每天走路去唐人街买菜，来回两个多小时，免不了要寻小便去处。多伦多街头最多的是星巴克咖啡店，于我的好处是可以免费上厕所。但咱中国人脸皮薄，次数多了也不好意思，毕竟世界人民都知道咱中国人不差钱了，于是也装模作样点一杯咖啡。等到有一天发现，去星巴克是为了那杯咖啡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　　有茶当然好，没有茶有咖啡其实也好。

　　十多年前，就有发了财的朋友邀我打高尔夫球，我一听说办张卡就是我一年的工资，觉得那不是运动是炫富，婉谢。年过半百，身体里这高那高了，上下班不依靠车轮靠两条腿走了。有一个周末被朋友鼓动去打了一回，18洞打下来，不坐场地车的话，计步器的数字相当于走了大半圈玄武湖。忽然觉得那绿地是真绿，那沙池里的白沙子真白。明白了这运动的主题是烧钱，也是保命，喜欢上了。

　　于是在时间和钱包都有余时，我也不反对去附庸风雅一把。

　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文坛盛行西方文学，割韭菜似的冒出一茬又一茬拉大旗作虎皮的作家，让人眼馋。我也想赶时尚，硬啃那些现代派经典，写过几个不牛不马的中短篇小说。但毕竟我是站在乡下角落里，个头又不高，踮着脚尖也抢不到风头。沮丧之余，一边继续写作，一边愤怒地诅咒：文学你这个浪荡子，你游荡够了，总有一天还会回到现实主义的老巢。多年以后，文学终于回归现实主义文风，但写着写着，我常常发现，那些年跟风的阅读和写作，其实是不能省略的弯路，它们给我当下的现实主义文风增添了新的风情。

　　我想说的是，活过五十岁才明白，对这世界的事物我们不要匆匆下结论。